近期，中文社交媒体上有关新加坡衰落的论调甚嚣尘上。有消息称，奢侈品牌正大举撤离滨海湾金沙，乌节路的圣诞装饰今年也显得冷清不少。 甚至有人调侃新加坡为“洗钱坡”，以戏谑的口吻将“新加坡”谐音讽刺，预言资本撤离、城市即将走向没落的景象。
但真实数据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。根据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的数据，2025 年新加坡奢侈品市场预计将增长 7% 至 9%，整体规模有望达到 139 亿新元，增速超越日本、中国和韩国。这并非衰退，而是深刻的结构调整。要理解新加坡的转型，需回溯至 2019 年。
2019 年，香港反送中事件持续发酵，亚太金融格局悄然发生变化。当时业界普遍担忧：“真正令人介意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把公司和资金转移到新加坡。”
彼时，23% 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的企业正在考虑迁移业务，近九成倾向新加坡作为首选目的地。2020 年 6 月香港国安法生效后，外迁潮进一步加速。
新冠疫情期间，香港实施严格清零政策，金融人才和企业加速流入新加坡。新加坡资产管理业的规模在 6 年内翻了一番，逼近 4 万亿美元，其中 80% 资金来自境外。包括贝莱德（BlackRock）在内的全球资产管理巨头纷纷扩展新加坡业务，而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会则关闭了其香港股票团队。
推动资本流向新加坡的另一大因素，是习近平自 2012 年主政后发起的反腐运动。这场自中共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整肃行动，影响深远。
自 2012 年提出“老虎苍蝇一起打”后，已有超过 470 万名官员受到查处，其中包括 553 名副部级及以上高官。“天网”和“猎狐”专项行动追踪海外逃犯，覆盖 90 个国家，追回海外资产数十亿美元。
根据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（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，MERICS）的分析：“自 2015 年以来，资本外流的阴影一直笼罩中国经济。面对人民币贬值压力和高压反腐行动，众多投资者和储户开始将财富转移出境。资本外流规模巨大，迫使中国央行动用逾 1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，以捍卫汇率稳定。”
大量资金流入新加坡。仅 2020 年，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为 400 家，到 2022 年底激增至 1 100 家。这也让“洗钱坡”这一别称应运而生。
资金转移的需求最终与加密行业产生了正面交集。自 2017 年中国启动 ICO 限制以及 2021 年全面封禁后，主要的中资交易所——包括币安（Binance）、火币（Huobi）、Bybit 和 OKX——纷纷迁移至新加坡。以太坊联合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曾指出：“新加坡正成为全球加密货币社群的中心。”
为何选中新加坡？因为在亚洲市场，彼时唯有新加坡具备现实可行性。
日本在此领域早有深刻教训。2014 年，总部位于东京的 Mt. Gox 当时处理逾全球 70% 的比特币交易份额，却因黑客盗窃约 5 亿美元等值比特币最终破产。日本金融厅（JFSA）于 2016 年推出全球首套加密货币交易所注册制度。2018 年 1 月，Coincheck 遭遇 5.34 亿美元 NEM 代币被盗后，日本监管进一步趋严。
韩国也曾深受冲击。2017 年，加密热潮下投机需求暴涨，催生“泡菜溢价”：比特币在韩国市场价格长期高于国际市场均价。此后，韩国政府强势收紧监管，并在 2019 年呼应 FATF“旅行规则”要求——规定大额交易必须共享用户信息，合规标准再度升级。
而新加坡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。2019 年推出《支付服务法案》（PSA），整体框架依然较为灵活。诸多国际加密企业获准临时豁免，无需持牌即可运营，只要不面向新加坡本地散户。此外，业内已达成共识：“想在亚洲做区块链，新加坡必然是首选。”
亚洲最大区块链大会 Token2049 于 2022 年由香港迁至新加坡，主要原因在于香港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及中国大陆的监管不确定性。该会议参会人数从 2022 年的 7 000 人，飙升至 2024 年 20 000 人，并在 2025 年突破 25 000 人大关。
然而，2022 年也是新加坡本地监管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。
2022 年 5 月 Terra–Luna 崩盘、11 月 FTX 破产，这两起重磅事件背后均与新加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此外，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三箭资本（3AC）也宣告倒闭。2023 年，轰动一时的福建帮洗钱案再掀波澜：10 名来自中国福建省的人员持伪造身份进入新加坡，将非法博彩和网络诈骗所得大肆洗白，涉案金额高达 23 亿美元。
随后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（MAS）转向收紧监管政策。2025 年 6 月 30 日正式生效的数字代币服务商（DTSP）牌照新规明确要求，所有为境外加密用户提供服务的新加坡本地企业必须获得相关牌照，无任何过渡期。
Bitget 与 Bybit 随即将员工迁往迪拜和中国香港，数百个新加坡本地岗位面临流失风险。一位香港政界人士公开表示：“欢迎新加坡企业迁往香港发展。”
截至 2025 年底，约有 35 家企业获得大型支付机构（MPI）牌照，涵盖 Coinbase、Crypto.com、Circle、Upbit 等主要平台。
加密行业的变革与奢侈品市场的重塑，背后逻辑如出一辙。
根据恒理环球顾问（Henley & Partners）的报告，2025 年新加坡富豪净流入人数大幅下降 54%，从 2024 年的 3,500 人减少至 1,600 人。中国家族办公室的申请数量更是自 2022 年高点缩水 50%。2024 年第一季度，非永久居民的外国买家在私宅交易中仅占 1%，而上一年同期为 6.4%，这一变化直接受到了额外买家印花税（ABSD）上调至 60%影响。
然而，单从这些数据很难勾勒出全貌。
据 Euromonitor 预测，2025 年新加坡奢侈品市场实现 7%–9% 的增速。背后关键在于全国 242,400 名本地常住百万富翁。新加坡家庭收入中位数已连续 5 年增长，本地资金正逐步填补海外“豪客”离场后的空缺。
房地产市场也传递出相同的信号。新加坡核心中区（CCR）外国买家持有率已降至 17 年低点，本地买家现已占据高端房产成交量的三分之二。CCR 与其他区域的房价溢价也已缩小至 4% 至 6%，为 2000 年以来的最小差距。
近期关于奢侈品牌撤离滨海湾金沙（Marina Bay Sands）的说法同样并不属实。2025 年 7 月，Chanel 在滨海湾金沙开设了 900 平方米的临时精品店，以便为 2027 年旗舰店重装开业做准备——这明显不是品牌“撤退”的表现。此外，2025 年圣诞季，Gucci 与 Chanel 门店之间每晚均有定期秀场活动。
部分分析人士认为，新加坡的现状应被理解为战略性“去风险”，而非所谓“衰退”。
这种趋势贯穿多个领域：从依赖海外投机资本，向本土财富基础转型；从无牌加密机构，转向合规持牌机构；从房地产炒作，转向可持续的本地持有。新加坡政府在福建帮案与 FTX 崩盘等事件中吸取了教训，已将长期稳定置于短期增长之上。
所谓“新加坡衰退”叙事在中文社交媒体中，往往被放大了负面信号——如高净值人群离开、加密行业机构迁移等，却忽略了诸如奢侈品销售上升、本土财富基数扩大等积极数据。
X 平台上一则评论或许更贴近现实：“消费转级，不是消费降级。”
可以说，新加坡并未“崩溃”，而是在主动“自我调理”。
